粵港有機大豆基地結對共建

沐風

近日，粵港有機大豆合作項目香港首批展示基地(11個基地共98畝)在香港新界西貢八鄉下輋村舉行了掛牌儀式。該批基地將與梅州市蕉嶺縣臺塘240畝有機大豆生產基地結對共建，通過“香港展示—大陸生產”合作模式掛鉤示范，為粵港的有機大豆合作創建和完善運作模式奠定基礎。今年10月份，中國大陸生產的首批有機大豆以及有機大豆深加工豆制品將進入香港專賣店銷售。

風波

路過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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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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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瓜得豆豆滿倉  

　  蓋鈞鎰，江蘇省無錫市人。大豆遺傳育種學家、數量遺傳學家和農業教育家，中國工程院院士。1957年7月南京農學院農學系本科畢業。留校工作后，歷任南京農學院（今南京農業大學）助教、講師、教授，曾任研究院副院長、副校長、校長等職務。1980年1月至1982年8月和1988年10月至1989年3月先后在美國衣阿華州立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任客座助教和訪問教授。

　　長期從事植物遺傳育種的研究和教學工作，創建國家大豆改良中心，致力于學科的建設與發展，培養出大批博士、碩士和優秀農業科技人才。八屆全國人大代表。現為農業部國家大豆中心首席教授、博士生導師。

　　蓋鈞鎰院士每天的生活是從一杯熱豆漿開始的。

　　“大豆是好東西，大豆蛋白質可預防心血管疾病，大豆異黃酮對你們女性特別好。”走進南京農業大學蓋鈞鎰院士那間堆得滿是書籍資料的辦公室，最顯眼的是桌上一臺屏幕尺寸大于普通電腦四倍的臺式機，穿著藍色夾克衫的蓋鈞鎰院士坐在一把破舊的椅子上，一邊說著大豆的好處，一邊用粗壯的手指敲擊著鍵盤，將最后一頁文字迅速看完。“這個大屏幕就像一本打開的雜志，我可以同時看兩個版的文章，效率很高。”

　　“我家是城里人，沒有做過農業。小時候我對農業并沒有興趣，我喜歡數學，是歷史將我推進這個領域，從感激農民到熱愛農業，心甘情愿研究大豆，為農民服務。”一生與大豆相伴的蓋鈞鎰院士這樣開始了自己的大豆情緣。

　　誤入農門

　　“農民真好，我們做農業研究的

　　人，一定要好好為他們服務。”

　　1936年6月5日，蓋鈞鎰出生在無錫市一個儉樸、忠厚的普通家庭。父親蓋壽昌原為一家米行的會計，后來又成為一家動力機廠的出納。母親龔儀操持家務，后來參加街道工廠的工作。蓋鈞鎰的父母非常重視子女教育，將四個孩子送到當地最好的學校讀書，受到良好的啟蒙教育。

　　小學畢業后蓋鈞鎰考入了無錫輔仁中學，這所中學先后培養出了十幾名院士。對于幾十年前的往事，蓋鈞鎰記憶猶新：“當時的數學老師李永燦、物理老師朱孔容采取的是啟發式教育，教學方法十分活躍，他們培養了我對科學的興趣，對我后來的成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少年蓋鈞鎰思維敏捷，學習勤奮，他的數理化成績排名前列。

　　1953年，17歲的蓋鈞鎰要考大學了。“我要學科學，長大當科學家，通過科學強國。”他對老師說。蓋鈞鎰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大學。金榜題名時，卻給了蓋鈞鎰人生第一個沉重的打擊。招生委員會以體格不合格不能攻讀理科為理由，將他錄取在南京農學院。蓋鈞鎰難以接受，他自己去醫院做了一個小手術治好了病，又去找了招生辦公室，再次請求：“我不要學農科，就是想學理科。”但一切已經無濟于事。

　　蓋鈞鎰很不情愿地上了農學院。他回憶說：“當年學理工科是最熱門的，也是最值得驕傲的。學農學，沒有興趣的科學讓我怎么學？”

　　蓋鈞鎰又一次幸運地遇上了好老師。當年的南京農學院云集了一批在農學界享有崇高威望的優秀農學家。這些曾經在國外留學的老師們，滿懷著對祖國的熱愛，充滿激情回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他們的高尚品德和言傳身教給蓋鈞鎰留下深刻印象，對他畢生投身于農業產生了重要影響。蓋鈞鎰至今難忘這些指引他走上科學道路的老師們：我國小麥科學泰斗金善寶教授、棉花科學泰斗馮澤芳教授、水稻遺傳育種學家朱立宏教授、留美博士吳兆蘇教授以及留美博士、著名的大豆遺傳和試驗統計學家馬育華教授。良師的循循善誘、諄諄教導，使蓋鈞鎰逐步走進了植物遺傳育種的科學殿堂，尤其是馬育華教授將他引入了大豆科學的大門。“老師帶我們做課外實驗，使我逐漸對遺傳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因為它是通過推理得出結論的。”

　　1957年，21歲的蓋鈞鎰以優異成績畢業，留校當老師。“我申請去北大荒開發邊疆，被拒絕了。我向學校領導提出，愿意去農村鍛煉。1957年11月，我來到蘇北漣水，與農民同住、同勞動，靠掙工分吃飯。我在城里長大，從沒有去過農村，那里的生活非常艱苦，我挖河、推泥，大年三十還站在冰冷的水中挖水塘，有了那段艱苦生活的磨礪，我從此什么苦都能吃。”

　　在農村，蓋鈞鎰又遇到了一位指引他做好農學的人生導師。漣水是革命老區，蓋鈞鎰住在一個老大娘家，大娘每天自己吃白菜和胡蘿卜玉米糊，將細糧留給蓋鈞鎰。那段日子在青年蓋鈞鎰心里刻上深深的烙印。他說：“別把困難當成壞事，它增強了我的抵抗性和忍耐力。我認為，在人的一生中，觀念的形成非常重要，我的人生觀和社會責任來自于生活的點點滴滴。就是那兩年在農村的鍛煉使我的思想收獲很大，立志為我國農業發展做貢獻的想法來自那些農民和房東大娘。農民真好，我們做農業研究的人，一定要好好為他們服務。出于對農民的感情，當一年后漣水抽我去幫助辦農業大學時，盡管我的鍛煉時間已經到期，我還是決心留下來把大學辦好。”

　　不懈研究

　　“大豆的生長期在每年6—8月，是

　　最熱的時候，我經常去地里觀察大豆的

　　生長情況。”

　　在農村鍛煉兩年后，蓋鈞鎰是最后一個回到母校的老師。“人生的方向調整好了，我開始認真做大豆研究了。”也許很多人并不知道，今天全世界通用的大豆的英文單詞“SOY”或“SOY BEAN”中的“SOY”就是中國古代大豆的稱呼————“菽”的音譯。中國不僅是大豆的原產國，還曾經是世界最大的大豆生產國和出口國。為了在學業上更上層樓，1963年蓋鈞鎰報考了馬育華先生的研究生。作為馬先生的主要助手和研究生，在上世紀60年代初參加育成并推廣了南京農學院第一批大豆新品種“南農493—1”、“南農133—3”、“南農133—6”等。

　　正當蓋鈞鎰專心從事的農學研究在一步步深入發展時，“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國，學生停課，教師被送到農場和農村，學校被撤并，大豆育種田間試驗也被迫中斷。已經將身心扎根在農學中的蓋鈞鎰跟隨老師馬育華先生一起，堅持在作物遺傳育種領域里鉆研和探索。時隔40多年，馬育華先生已逝世，但那段往事仍然清晰地歷歷呈現在蓋鈞鎰眼前：“不讓我們在學校教書和做實驗，我們就到農村去，我們在田間做實驗，從來沒有停止過科研。大豆的生長期在每年6—8月，是最熱的時候，我經常去地里觀察大豆的生長情況。我現在身體好，就是因為經常在地里曬太陽，不缺維他命D。那時候沒有書讀，我就讀英文版的《毛選》。”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蓋鈞鎰常常白天在農場勞動，晚上秉燈夜讀，他跟隨馬老師在上世紀70年代初期育成的“南農1138—2”品種在長江中下游地區推廣獲得成功。1979年，蓋鈞鎰的第一本譯作《數量遺傳學原理》出版，就是這段時間苦讀的產物。這本書記錄了蓋鈞鎰把眼光投向國外，開始思考如何向國際遺傳學界進軍的思路。

　　改革開放的春風給蓋鈞鎰帶來了一次更大的挑戰機會，國家開始選派留學生出國學習。42歲的蓋鈞鎰考取了首批國家公派出國訪問學者，并于1980年1月赴美國衣阿華州立大學擔任客座助教。衣阿華州是美國大豆的主產區，衣阿華州立大學農學院在大豆科學和數量遺傳方面的研究水平及條件堪稱一流。蓋鈞鎰的目標很清楚，“國家把重擔交給我，我回國時一定要有交代。因此在國外那兩年半時間里，我拼命地學習。”

　　在美國進修期間，蓋鈞鎰了解到，美國20世紀50年代大豆生產因胞囊線蟲病幾乎遇到滅頂之災，是我國北京小黑豆的抗病基因，挽救了其大豆生產的命運。蓋鈞鎰深刻認識到，中國是大豆的故鄉，野生大豆是我國寶貴的財富，蘊藏著寶貴豐富的大豆遺傳資源亟待人們保護和研究，作為中國大豆科研工作者也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在美國的兩年半時間里，蓋鈞鎰找尋各種機會，考察、訪問了美國大豆產區12個州的大學，凡是數量遺傳和植物育種理論的最新進展，大豆資源的發掘、研究與創新，農業教育與管理，尤其研究生的教育、課程設置、管理體制，都是他關注、考察、搜集材料的范圍。

　　總結這段留學經歷，蓋鈞鎰說最大的收獲是，清醒地認識到我國在作物育種和數量遺傳領域的薄弱環節，以及在世界范圍內該領域向縱深發展的核心問題與突破口，就是一定要抓住作物種質資源的研究，一定要加強對作物品種的搜集、研究、整理，并用現代科學技術手段對其遺傳性狀開展深入研究。

　　重任在肩

　　“一想到大豆，我感到的就是壓力。”

　　我國東北三江平原是最好的大豆種植區，南京農業大學也有一個300畝的實驗農場，其中有100多畝種的是大豆，常年下地觀察已經成為蓋鈞鎰生活中的常態。

　　為大豆傾注一生心血的蓋鈞鎰，生活上極為簡單。“她是高級工程師，在上海做化工，我在南京做大豆，兒子學的是通訊，他們都對農業沒有興趣。我們多年來一直分居兩地生活。”蓋鈞鎰幾乎是用一句話就概括出他的全部生活狀況。

　　在我的追問下，蓋鈞鎰說出故事的緣由。“我是由人介紹對象認識我妻子的。我是1965年的研究生，我們1971年結婚。1982年8月，我從美國回國先去了上海的家，夫人已經給我找到兩份工作，她希望我在上海成立農學院。我剛在家呆了沒幾天，我的導師馬育華先生聽說我直接到了上海沒有回南京，馬上發來一份電報‘你趕快回來。’”就是這5個字的召喚，蓋鈞鎰從此就在南京農學院扎下了根。

　　蓋鈞鎰人生的重點和情感放在了培育大豆上。他以大豆資源研究為切入點，在國際植物遺傳資源委員會的資助下，在國內相關農業科研單位協助征集下，和同事們一起，依靠自身力量，在廣大中國南方偏遠地區征集到大量大豆地方品種，迄今已保存以南方地方品種為主的大豆資源15000多份，建立大豆種質綜合性狀數據庫，保存規模為中國第二，世界第三，僅次于及中國國家種質庫和美國農業部的大豆種質資源庫。“中國所有的大豆產區我都去過。”他自豪地說。

　　高產一直是育種家的目標。這些年來，蓋鈞鎰創建國家大豆改良中心，主持國家大豆育種攻關，育成并參與育成20多個大豆新品種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種植推廣，研究發現了栽培大豆起源南方野生群體的分子遺傳學論據。通過高產育種與栽培實踐的結合，選育出超高產大豆新品種南農88—31。

　　為農民服務這一強烈的責任感使蓋鈞鎰心急如焚。“一想到大豆，我感到的就是壓力。我國大豆用量是5000萬噸，我們能提供的每年只有1500萬噸。外國地多，生產成本低，銷售價格就低。”他告訴記者，我國曾經是世界最大的大豆生產國和出口國，今天卻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進口國。對此他提出，大豆涉及農民、油廠、飼料以及整個食品行業，是一個很大的行業。

　　“我們要把大豆列入糧食安全體系，把對大豆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上來。農業機械化是大豆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各項新技術得以實現的載體和手段，要向深度和廣度拓展，由主要生產環節向全過程發展。要建立以深耕、深松和免耕相結合的現代耕作制度。大豆油脂加工技術重點研究開發提高資源利用率的油料預處理工藝和設備。”

　　科學淺說

　　大豆產業要注重基礎研究

　　古代先民將野生大豆馴化為栽培大豆，發明了食用大豆，后來又發明了制作豆腐。大豆歷史上一直是我國人民主要的蛋白質和油脂營養來源和保健性食物。

　　在大豆產業科學技術發展中要注重基礎性研究。首先，要加強高產、穩產、優質、多抗、高效、廣適性強的大豆新品種選育，拓寬大豆品種的遺傳基礎，要加強種質資源研究，發掘優異基因，研究轉移目標基因的技術和方法。第二，以大豆高產、優質、節本、增效為目標，開展大豆施肥、灌溉、栽培調節、病蟲害防治等關鍵技術的研究，并將這些技術進行集成、組裝、配套，實現我國大豆生產的機械化、規模化、現代化。第三，大豆的生物脅迫和非生物脅迫是影響大豆生產的重要因素，要加強大豆自然災害預警和防控技術，并重點研究大豆病蟲草害發生規律以及氣象災害的預測預報，提高我國大豆生產應對自然災害的能力。第四，要加強應用性的高新技術研究，實現育種理論方法的更新。

shupanfuwu

見過蓋老師好幾次了，很有學者風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