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武：重新思考“中國奇跡”

西風瘦馬 · 發表于 2008-2-18 22:34:24

陳志武：重新思考“中國奇跡”

如果靠模仿也能給中國帶來奇跡，那恰恰說明西方過去500年發展的科學技術和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重要性。

訪談者：李利明　　受訪者：陳志武，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　

僅僅模仿是不夠的

李利明：最近各界討論最多的有幾個話題，一是圍繞新《勞動合同法》的爭議，二是中國經濟正在出現的新一輪國有化，三是在宏觀調控中，很多政府機構的行為又退回到強制性的行政手段，包括對一些競爭性產業的價格上漲進行直接控制。我們希望你能結合自己的調查和思考，談談對這些問題的看法。

陳志武：改革開放30年，到今天經濟成就很大，這是世人所見、世所公認的，中國人的勤勞終于有了成效。但是，我們也看到了許多問題，特別是因為體制改革相對滯后，各種問題開始表現出來。也因為過去只顧經濟發展而忽視體制改革，忽視對過去30年經濟成功背后的真正原因的研究與認識，在今天的具體政策制定上，極容易做一些搬石頭砸自己腳的事情。比如，重新國進民退，重回強制性行政干預，以各類名義過度征稅，強化政府作為投資者和消費者的角色，推出備受爭議的新《勞動合同法》，等等。表面看起來這些現象互不相關，但卻都是中國式漸進改革的必然結果，如果再繼續下去，可能到哪一天經濟倒退了，還不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

實際上，從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和問題中，我們更能理解幾年前楊小凱與林毅夫關于“后發劣勢”與“后發優勢”的爭論。林毅夫的“后發優勢”論指的是，后發展國家可以從先發達國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術，不用重復先發達國家走過的彎路。而楊小凱的“后發劣勢”論指的是，正因為后發展國家可以輕便地模仿技術、快速發展經濟，所以會缺乏改革自己的制度的動力，結果犧牲了長久繁榮的機會，后發便利反成了“劣勢”。

幾年前，人們更多看到的是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所以，那時不少人認同林毅夫的“后發優勢”論。但是，現在，我們的確正在經歷楊小凱講的“后發劣勢”。我真希望更多人能認識到這一點，以糾正“后發劣勢”。

李利明：那么在你看來，中國過去30年經濟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陳志武：過去30年的經濟成功，是中國通過“改革”(市場化、民營化)和“開放”充分利用了后發的“優勢”所致。

我要強調，僅僅“改革”和“開放”是難以造成這些成就的，因為晚清、民國時期是私有市場經濟 (所以，那時不需要做市場化、私有化“改革”)，而且也是 “開放”(盡管晚清是被迫 “開放”)，可是那時的“改革開放”沒有產生這種經濟成功。另外，單憑中國人的勤勞也不足以產生這種經濟成就，因為不只是今天的中國人才勤勞，晚清、民國時期的中國人也照樣勤勞。如果說今天的成功是因為“人多力量大”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這也站不住腳，原因是1830年時中國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二，而今天只占五分之一。

客觀講，中國經濟成就至少包括兩個主因：已成熟的工業技術和有利于自由貿易的世界秩序。這種發展條件或者說機遇來自于世界，具體講來自西方，而非源自中國。“改革開放”的貢獻在于讓中國加入了起源于中國之外的世界潮流，讓中國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車。后發之所以有“優勢”也在于這種“便車”已經存在。如何理解這點呢？

首先，我們看到，根據英國著名經濟史學家安德森·麥迪遜的估算，從公元元年到1880年左右，世界人均GDP花了1880年時間才增加了一倍。然而，從1880年到2000年，這短短120年里，全球人均GDP就增加了近5倍。也就是說，過去120年所完成的人均收入增幅，是1880年之前近兩千年人類所完成的增幅的5倍。這種發展發生在中國之外，在中國積極加入全球化之前，世界潮流也想把中國卷入，但中國要么拒絕、要么不情愿地介入。

從19世紀到20世紀，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發展？到1880年，工業革命已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全面進入新的高潮，特別是從那以后，電氣技術、汽車技術、飛機技術、電話技術相繼出現，1940年代后又出現電腦和互聯網。工業制造技術越來越成熟，而交通運輸和通信技術的發展使這些技術的跨國移植變得可行。這些發展使世界人均GDP自1880年后飛速增長。這是中國在1978年甫一實行改革開放即能快速發展的重要前提，沒有這種工業革命背景，就不會有中國目前的成就。

李利明：你能否舉幾個例子。

陳志武：例子太多了。比如，中石油去年的營業額超過8000億，利潤將近2000億元人民幣，對中國GDP貢獻10000億以上(包括間接貢獻)。仔細想一想，中石油對中國GDP的貢獻是源自哪里？這10000億的產出，在100年以前是不可能有的。換句話說，100年前的晚清政府，不管它有多能干，也不可能出現中石油這樣的大企業。據我了解，地下鉆油技術在1859年的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發明，而石油行業真正有規模地發展還是1900年后的事。原因主要有幾個。第一，汽車業在1900年之后才開始出現，到了1910、1920年代在美國才有比較快速的發展。如果沒有1930年代建設的美國高速公路網絡，汽車的普及就不可能。沒有汽車的普及，石油的需求就不可能大。第二，飛機是石油業的另一個推動力量，雖然萊特兄弟第一次試飛成功是在1903年，但航空運輸的真正興起是二戰以后的事。

從這個意義上說，即使晚清、民國時期的中國再能干，也不可能出現像中石油這樣的大企業。而相比之下，到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的時候，汽車在全球的普及程度已經非常高，國際海運、空運的規模已經非常大，石油行業規?？涨埃袊芸炀统霈F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大型能源企業。現在，這三家企業加在一起，對中國GDP的貢獻在10%左右。

再比如，電力行業等也是19世紀后發展起來的。簡單說，中國GDP的80%以上都來自現代工業和服務業。

李利明：中國經濟增長得益于世界發展的大潮流，這一點不會有爭議。但是，中國人均GDP從1978年到1998年短短20年間就翻了兩倍，這是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所沒有的。

陳志武：這當然是很大的成就，值得我們所有中國人自豪、慶祝。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其背景。從1880年到1978年，世界人均GDP翻了三倍多，而在此期間中國的人均GDP只翻了一倍，這等于是中國把工業革命帶來的發展機會留給了1978年以后。實際上，從1950年到現在，全球人均GDP翻了兩倍，而中國人均GDP從1978年到現在也翻了兩倍多。也就是說，全世界人均GDP花了50年才完成的增長，中國只花了30年，中國的速度不是更快嗎？表面上，確實是這樣。可是，50年前國際秩序和工業技術的發達程度，跟30年以前中國準備改革開放時的情況，是沒法比的。

比如，個人電腦和微軟這類軟件企業都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才出現，互聯網在 1980年代以后出現。這些新技術使生產能力、生產效率大大提高，只要后發國家愿意模仿，越是后加入發展的國家，其追趕的速度就越快。此外，在過去30 年，不僅通訊技術和運輸技術使各國的市場范圍迅速擴張，而且從美國的里根、英國的撒切爾夫人，到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到中國的鄧小平，這么多國家同時進行市場化改革、自由貿易改革，使市場全球化出現突破性進展，這些都加快了中國的追趕速度，肯定比50年前的日本等亞洲國家的趕超速度更快。

不要說中國，就連美國的UPS(聯邦快遞)公司也一樣。UPS是美國最早開展快遞業務的物流公司，1909年在西雅圖成立，二戰之前雖然有一些發展，但規模不大，可是在過去30年，這家公司的規模突飛猛進，去年的銷售額是492億美元。如果沒有這一期間的全球化和各國市場化改革，UPS的銷售額不可能達到這種規模。

從以上情形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從技術發展角度講，晚清時候的中國不可能出現過去30年這種經濟增長，民國時期也不可能。第二，從國際秩序變遷角度看，情況也如此。1914年之前，全球貿易體系和世界秩序是以海軍實力為基礎，你沒有海軍實力，你就不能發展世際貿易。連當年的跨國公司也要有自己的海軍。晚清政府即使想把當時的中國變成世界工廠，也不可能，因為首先要有自己強大的海軍。但是二戰之后，新的全球秩序是以規則為主體，今天美國的跨國公司要聘請許多律師，而不需要養龐大的軍隊。這也就是為什么1978年后，在沒有強大海軍的情況下，中國馬上就可以開展國際貿易，迅速變為世界工廠。

在討論過去30年經濟增長的時候，我們往往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國的縱向發展上，拿今天的中國跟過去的中國比，這樣當然容易看到奇跡。但是，如果把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過去150年的發展放在全世界的大框架做橫向比較，并考慮到同期間的科學技術水平和國際秩序狀況，我們會發現，過去30年的發展與其說是中國的奇跡，還不如說是世界帶來的奇跡。如果靠模仿也能給中國帶來奇跡，那恰恰說明西方過去 500年發展的科學技術和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重要性。

李利明：這就是所謂的“后發優勢”了。

陳志武：是的，越是往后實施貿易全球化、資本全球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國家，在增長速度方面就越有優勢。到目前，中國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但對科技創新的貢獻、對建立并維系世界秩序的貢獻卻很少，低于五分之一，但這些并沒妨礙中國利用別人建立的技術和世界秩序發展自己。不過，正因為模仿也能一夜暴富，往往使大家產生錯覺，好像體制改革并不重要。他們沒有意識到，模仿對于一個處于發展初期的國家來說的確管用，但自身卻很難內生出持續增長的推動力。僅僅模仿是不夠的。

國有經濟須繼續改革

李利明：前些年大家還在強調民營化、“小政府大社會”等理念，但現在似乎朝相反的方向走。

陳志武：前些年大家對產權多元化、對國家在經濟中的定位的認識很到位，但是，正如剛才講的，以模仿為主線的“后發優勢”實在太強，特別是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國國有與民營的企業都在增長，于是，一些人開始感到資產由誰所有不重要了，國家相對于社會、相對于私人的界限在哪里也不重要了。我必須強調，如果只是靠模仿、靠出口制造來增長經濟，國有企業或許也行，過去這些年的現實表現可能也是如此。但是，中國的經濟增長不能再依賴出口市場帶動了，實際上今后的出口市場空間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樣無限地拓展了，必須靠內需、靠內生的增長動力。民營經濟得不到更快發展，將抑制中國內需的增長。在中國經濟仍然以國有制為主體的情況下，增長的結果是，國家越來越富，而老百姓沒有足夠地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這不僅抑制內需增長，而且扭曲產業結構。

李利明：目前比較流行的一種說法是，應該通過增加分紅的方式，減少國有企業掌握的資源，你是怎么看待這個觀點的？

陳志武：這有一定的道理。因為把更多的錢從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動這些企業轉移到財政部，至少可以限制這些企業在許多相關、不相關行業里盲目擴張，去搶占本來屬于民間的收入增長機會。但是，這樣做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把國有企業的收入通過分紅轉移到財政部，財政部怎么花？用什么機制去監督它？只有進一步推進民營化改革，只有讓中國公民從資產增值和資產收入中分享到好處，才能改變目前內需增長不足的局面。

李利明：在經濟快速增長的時候進行民營化改革，是否行得通？

陳志武：為了中國的長久持續發展，這種改革是十分必要的。實際上，現實壓力也要求進一步推進這種改革。

第一，由于美國次級按揭貸款問題可能使美國和全球經濟出現蕭條，這對高度依賴出口市場的中國經濟會有較大的負面影響。為了保證國內的就業和收入增長，必須想辦法刺激內需的增長。就像1998年的住房市場化改革和住房按揭貸款的推出從根本上刺激了中國經濟增長、使中國從亞洲金融危機中順利走出來一樣，現在如果加快民營化改革、使中國公民真正分享到國有企業改革的好處，必將刺激中國經濟的內需，也將進一步帶動新的產業高潮。

第二，中國的產業結構也必須轉型，如今是重型制造業太重，服務業太輕。以前蘇聯為例，在國有計劃經濟下，蘇聯經濟也曾經增長很快，只是它增長的是制造業和軍工，而不是服務業。當資產增值和資產收入的絕大部分都屬于國家、并由國有企業和政府機構去花費時，他們當然更喜歡看得見、摸得著的制造業和重化工業。國有經濟支持的是一種產業結構，民營經濟支持的是另一種產業結構。誰可以決定錢怎么花，誰就最終決定產業結構。

第三，國有經濟分量過高，對法治建設會形成某種威脅。根據對幾十個國家的情況做的研究，我發現，一些國家國有經濟的比重越高，它的法治水平就越差。為什么會是這樣？民營企業界的人對這一點可能有很強的感受，因為任何行業只要有國有企業介入，那個行業就很難平等競爭，遇有法律糾紛，有關部門甚至會直接跟法院打招呼，要他們注意保護國有資產。

《勞動合同法》是“后發劣勢”的具體表現

李利明：當年建立國有經濟，主要是基于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F在如果進一步推進國有資產多元化，今后國家如何為社會提供醫療衛生、教育等公共服務呢？

陳志武：這中間有很多誤區，甚至是誤導。首先，我要強調，1950年代將私有財產和私有土地進行全面國有化的時候，我們對老百姓有這樣的許諾：你把你的土地和財產都歸公，但你今后的工作、生活、醫療、養老、教育等等都由國家包了。這是一種對稱的交易。

那么，在當前這種情況下，中國公民是否得到很多福利呢？我們可以看看政府在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福利上的開支。據財政部長謝旭人介紹，2007年在這三項上的總開支約6000億元，相當于財政總開支的15%，為全年GDP的 2.4%，分到13億人身上，人均461元 (相當于一個普通工人一年收入的3%)。而在國有經濟比重并不高的美國，去年在同樣三項上的開支約為15000億美元，相當于聯邦政府總開支的61%，為美國GDP的11.5%，分到3億美國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當于一個普通美國人年收入的六分之一)。

不管按絕對數字算，還是按相對水平，美國政府回饋給老百姓的醫療與社會保障都遠高于中國，盡管美國是十足的市場經濟。

許多人說，中國還處于初級發展階段，所以沒法跟美國以及其他市場經濟國家比。這種說法站不住腳。美國去年的財政稅收占GDP的18%，而中國5.1萬億元財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國企收入和國有資產增值，僅財政稅收，中國政府的相對收入就高于美國，在民生上的開支沒有理由低于美國。

這又回到了“后發劣勢”的問題。財政預算的邏輯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有些地方應該多花，有些方面要少花？是不是該把更多的錢從行政開支以及其他浪費性開支中轉移到老百姓的福利上，提供更多的社會保障、醫療保障、教育投入？由于增長來得太容易，所以，我們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對財政預算的制約和監督，在很多方面還付之闕如。公平與公正，只有在相配的權力制約機制下才可能得到保證。

李利明：你上面提到的這些與《勞動合同法》有什么關系？

陳志武：把民生責任推回給民間自己以后，普通大眾的生活安全靠什么呢？這就引出來一些問題，“后發劣勢”就表現出了。本來，應該通過憲政改革強化國家對民生的責任，但這條路難度較大，所以，就有了新《勞動合同法》這條更容易走的捷徑。

這部法律的初衷是要保護勞動者的權益，這當然非常好。但是，其中有很多條款是把政府沒有盡到的社會保障責任推到企業身上。比如，在與一些參與起草《勞動合同法》的專家討論中了解到，之所以規定任何人在一個雇用單位工作10年以上即為終身職員，是怕35歲或更年長的人如果被解雇就會再找不到工作，在沒有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障的情況下，可能會有太多的人到中年后沒工作，從而變成社會負擔。所以，他們規定工作10年以上就不能再被解雇。另外還有，企業與員工簽約兩次以后就不能再解雇員工，所有勞動關系都必須有勞動合同，超過一年無合同就自然認定雇員為終身雇員，如此等等，初衷都是要保護勞動者的權益。

但是，這樣做的實際效果有可能適得其反。第一，受害最大的是有技能的工人、中產階層和大學畢業生，因為農民工流動性很大，10年對他們來說太久，兩次簽約可能已經正好，而那些真正水平高、有特殊技能的人才又不會在乎有沒有鐵飯碗，他們到哪里都有人要。對于那些受過大學教育但沒有什么特殊技能的人，可能在工作時間快到10年前被解雇。第二，過去30年中國經濟之所以增長這么快，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巨大的便宜勞動力供給，也因為勞動力市場變得越來越自由。而新的《勞動合同法》使中國勞動力市場的交易成本大大增加，將加快全球制造業向其他國家轉移，從而導致中國核心競爭優勢的喪失，對中國經濟產生根本性的沖擊。第三，很多用人單位在雇人方面會變得非常謹慎，能少雇人就少雇。所以，今后的整體就業水平會更難上升，特別是對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影響會很大。

有一點值得一說，那就是，并非沒有勞動合同、沒有勞動合同法，勞動者的權益就必然受到隨便侵犯。在美國，比如我所在的康州，一般的企業都沒有勞動合同，雇傭關系是隨意的(employmentatwill)，也就是說，雇主在任何時候解雇人都可以。這聽起來好像勞動者權益被隨意侵犯，但實際情況正相反，因為解雇人是件很嚴肅的事，雖然你可以隨意解雇員工，但你還得考慮到，如果你隨便解雇人，其他的雇員是否會有安全感呢？事實上，在我所看到、了解到的美國企業里，沒有隨意解雇人的，反而是想盡辦法把人留住，美國勞動者的工作環境就是這樣一步步改進的。反倒是限制性過度的勞動法會阻礙整體就業機會的增長，讓更多人沒有工作。

我之所以舉這個例子，就是因為《勞動合同法》的出臺是“后發劣勢”的一種具體表現。由于配套制度改革的遲滯，到今天，雖然我們的財政稅收占GDP比重比美國高，雖然我們有這么多國有資產和公有土地，但是卻沒有到位的社會保障、失業福利、醫療保障、教育福利，到最后就希望通過《勞動合同法》把一些責任推到用人單位身上。立法者可能沒想到，轉嫁的結果是把中國更多的就業機會往別的國家送。 (本文來源：中國經濟網作者：陳志武　李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