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指數轉折點

川牧人 · 發表于 2007-9-8 18:37:06

生活指數轉折點
◎ 李鴻谷 2007-08-14
豬肉漲價——20年來最為劇烈的這次價格波動，是一起偶發事件，還是一種結構性變化的前兆？在豬肉的生產與消費均為全世界第一的中國，這顯然值得思索。
從事件的角度觀察，最早扇動翅膀的那只“蝴蝶”，能追索到兩年前。那倒更像一起真正的偶發事件。2005年，產豬大省四川，206人感染了豬鏈球菌，最終導致38人死亡。這一事件的原因被認為是養豬農戶與無證私販的非法屠宰造成，為了保證當年國慶節前豬肉供應的質量，于是有了一場全國范圍內的打擊非法屠宰行動。以中國政府效率之高，在村鄉、城鎮活躍的無證私販很快出局。但是復雜的局面在于，中國的生豬養殖目前仍以散養為主，兼營的中國農民一般以養殖10頭或20頭為主體。聯絡生豬生產最前端的無證商販被取締，維系脆弱平衡的產銷鏈環斷裂，出售生豬在一段時間變得困難，養殖意愿自然衰落。
與此疊加的現實是，中國的新能源戰略選擇重點是燃料乙醇的生產，這其中80%使用玉米作為原料。而中國豬飼料主要原料為玉米（60%）、豆粕（20%）與麥麩（15%）——2006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三大乙醇生產國，玉米價格此前連續攀升。豬飼料主體的玉米價格上漲，自然擠壓了生豬的利潤空間。今年以來的糧價持續高位，而禽肉及制品價格飆升，國務院已決定停止在建的糧食乙醇燃料項目，這已經佐證玉米價格上漲對豬肉價格影響的強度。
相對難以獲取精確數據的是局部地區去年夏天暴發的“豬高熱病”。屬于天災的這場病疫，綜合各地媒體報道，先從安徽開始，然后傳至江西、湖南……造成一定程度蔓延。其結果，是疫區生豬的存欄數迅速減少。
類似洪水的生成，各種外生性因素并至——“發改委”、農業部、商業部聯合調查表明，今年5月生豬存欄數比去年同期下降15%～20%。而從4月開始，豬肉即開始跳漲。作為一起事件的原因找尋，至此，差不多算得上足夠全面。但是，細究生豬產銷各環節，去年夏天豬瘟發生之際，這個環鏈上的當事人都向記者表示相信今年的豬肉會上漲。這一事實，形成了北大經濟學教授宋國青的疑問:豬疫時買母豬仔豬是非常好的投資，農民當然會想到這一點，那他們為什么不在豬疫期間多養母豬呢？宋的答案是，農民不知道豬疫病很快會過去,而豬肉需求會很快回升。這一答案當然沒錯，但如果僅止于此，我們可能會失去從外生性因素的發現進入農民養殖內生性因素的探究。
在房價新一輪大面積漲勢形成期的2007年，豬肉價格成為與房價并列的影響民眾生活的核心要素。在所有的討論中，豬肉價格的影響因素被歸并為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分析，5月CPI為3.4%，6月為4.4%，7月則升至5.6％，而去年一年僅為1.5%。仔細分析今年上半年CPI的變化，“發改委”提供的數據表明:78%的CPI增長歸為食品價格上漲——而這其中，豬肉的漲幅最高，達59.8%。豬肉價格對微觀現實生活的影響容易被我們所感知，但它作為一種開始，可能對我們生活質量久遠性的影響，卻容易被忽視。所以，這一事實意味著我們關注豬價以及農民，不再僅僅是強弱勢語境下的對所謂“弱勢群體”注意，我們的生活或許將在我們未必完全留意的結構性變化過程里，被重新調整。
1992年豬肉市場放開，有15年市場歷練的中國農民，在豬疫期間補欄，差不多接近常識——這是宋國青疑問的事實基礎，但是，為什么去年豬疫，農民卻放棄一個機會呢？
湖南湘潭青竹村，一個養豬重點村莊的支書盧國良的解釋是:誰也沒有想到會漲到這么高。當然，這個解釋并不精彩。但是，在此次記者對生豬從養殖到收購、運輸、屠宰、終端銷售各環節，以及研究者、官員各色人等的采訪中，只有盧國良提供了一個重要結論與更具分析維度的方法論。他的結論很簡單:勞動力價格是關鍵因素。
在眾多將農民作為對象的研究中，囿自學科邊界，一般農民與農民工是分開的兩個概念軸。真實的中國農民生活，被研究者的方法論肢解了。曾經有過10年打工經歷的盧國良觀察的方法甚至很簡單，究竟是在農村種糧養豬還是進城打工，“價格是關鍵”。在一個已經可以自

川牧人 · 發表于 2007-9-8 18:38:22

由流動的中國社會，盧的觀察，更接近經濟學“理性人”的假設——城市與鄉村收益比較，是決定農民選擇的決定性原因，是否養豬，當然也不例外。循此方法論，或許我們可以突破那些對豬價影響的外生性因素所帶來的遮蔽。
如果我們從豬價上漲的事件進入結構性因素，2004年是個轉折的重要關口。這一年媒體發布的重要事實之一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提供的一份報告稱:最近12年來，珠江三角洲外來工月平均工資僅增長68元。有報道說，前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在看到這份報告時感慨，這里農民工的工資“只夠一天吃4碗炸醬面”。當然，這可以在中國經濟發展的宏大敘事里，被認為是原始積累的一種代價。與這一甚至可以忽略的收入增幅比較，在此時段里，除卻1992年的部分農副產品價格放開后的短暫增收，農民的收入與之比較，增幅更為有限。
當然，也就在這一年，情況開始變化。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07年人口與勞動綠皮書》統計:與上年相比，2004至2006年，農民工人月均收入3年增幅分別為2.8%、6.5%、11.5%，這是一個加速的增長。而按中國社會科學院的《2007年農村經濟綠皮書》統計:2006年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比上年增長7.4%（10年來實際增長率首次超過7%）。
農民收入連續性遞增，甚至達到突破性增長，其增長的結構性動力，“綠皮書”給予的統計是:農民增收部分主要來源于工資性（務工）收入，對增量的貢獻率為60.2%。最簡單看，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力量來自進城務工所得。我們回到“理性人”的那個假設，進城務工的“勞動力價格”的提升，會對仍在農村務農的農民帶來什么影響呢？盧國良在與記者的計算里，就以農民工在城市一天收入所得為標準，算計種多少糧養多少豬，才可能是合算的。而經過去年的豬疫之后，“沒想到（豬價）會漲到這么高”——在農民的一般經驗里，他們所預期的收益，與進城務工的收益比較，顯然并不匹配。這種比較下的收益跌落，當然會決定他們在需要補欄時，選擇放棄。
比決定豬價的病疫、飼料價格、交易成本種種外生性因素更為重要的動力——收益比較，亦即城鄉勞動力價格是否匹配的內生性因素才是關鍵。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過去10多年起伏不大的結構，近年隨著進城務工勞動力價格的快速提升，變化已經開始。它對農業與農村的影響力，深刻而長久。反過來，它自然會影響城市，至少會影響CPI，很難說今年豬價上漲，不是這種結構變化的一種表達。
此次豬肉價格上漲，外生性因素過于集中，也過于戲劇性，我們自然會對這次由于政策強力導致的勞動力價格提升提出質疑，它究竟是不可逆的一種趨勢，還是間歇性政策主導可能起伏的曲線。這需要我們重新來思考中國勞動力的供給狀況。
同樣在2004年，珠江三角洲地區出現“民工荒”，農民工出現缺口。對此，有力量的解釋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他使用的核心概念是“劉易斯轉折點”——簡單描述這一概念，即，發展中國家有相當時期是農村勞動力持續大規模向城市非農產業轉移，同時勞動力成本相對低廉。但是，這種轉移并非無限度的，當農村勞動力的供應與城市需求持平之際，即為劉易斯轉折點。蔡的結論是:在經濟增長率最快、就業彈性最高的情況下，2004年我們已經遇到了勞動力供給和需求的平衡點;在最慢的情況下，即最慢的非農產業經濟增長速度，最低的就業彈性，我們在2009年也會遇到供給與需求相交的這一點。
將這一宏觀分析進一步簡化，農村勞動力供給與需求達至平衡，以及此后勞動力供給減少最直接的結果便是勞動力價格的上揚。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蔡所舉例證，同樣戲劇性，“2004年以前，‘珠三角’農民工平均工資12年才漲了68元，而民工荒后，一年就漲了100元”。
斷然接受蔡給定的2004年或2009年的轉折節點，或許并不明智，但農村勞動力供給并非無限，這并無疑義。農村勞動力供給終有平衡并減少的時間段，這也無疑義。那么在這種趨勢下，勞動力價格上漲，還有逆轉的可能嗎？在這種結構性的背景下，思考豬價、CPI的波動以及它們長時段的走勢，那些偶然性的外部因素，只是敘述需要的傳播元素而已。

川牧人 · 發表于 2007-9-8 18:39:01

改革開放前，中國以制度將農村與城市剛性地二元化;之后，自由流動形成，卻以身份等級、收入差序形成柔性的二元結構。即使以中國農民創紀錄的2006年7.4%實際收入增長為例，《2007年農村經濟綠皮書》報告說，農民工生活質量的全國總體水平僅相當于城鎮居民平均水平的53.2%。當然，農業是各國現代化必須破解的難題，更是中國面臨的挑戰。所以，認真地討論，它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羅斯福“新政”的第一年（1933年），因為價格低廉，美國政府決定宰殺600多萬頭小豬，以此提高豬肉價格——這是美國歷史里，與豬及豬價發生關系最為有趣也最為極端的一次事件。或者那一事件與此次中國豬肉價格上漲事件成因不同，但當時的美國農業部長亨利•華萊士的解釋值得注意，它不完全是純經濟學的分析——“有時候我們把農民當成豬一樣卑賤的東西。所以我們必須把他們當成消費者，并且試圖建立一種平衡的供應機制，使得豬肉保持平穩的價格，這對農民和豬都才是最公平的。”在此理念下，美國農業人口由當時占25.1%過渡到目前僅占3%，其轉移方式與農業生產模式仍值得重視。
二元結構，以及效益比較之下城市“收益”無限期地高于農村，那么，對于中國農民，城市必然會成為一種命定的歸宿。而這種城市化進程方式，韓國作為一種結果，提供給我們的樣板是:僅30年時間（1970～2000年），韓國農業就業人口從占全國勞動力總數的50%降至8.5%。韓國政府財政對農民收入的支持比例是創紀錄的63%（日本58%、美國20%），即使如此，在韓國電視劇里，能夠收到兩斤排骨的禮物，即為大禮——實際狀況，二兩重的牛肉相當于人民幣60元。或者，這就是未來中國的一幅圖景？在這一前鑒下，豬肉與價格，以及其背后所蘊藏的復雜格局，單單是一個農村與農民問題？同樣，我們的生活指數，也不是計算者給出的那若干項統計項目分配權重簡單計算的產物。
當然，觀察中國，或許特殊國情是必須重視的一種現實。仍以2004年農民工的收入增長為分析對象，公允而論，其變化主因未必是勞動力供給短缺導致。在這一年，中央的第一號文件是關于增加農民收入的，宣傳機構的重點議程是解決拖欠農民工收入……這種行政強力，是改變中國社會進程無可替代的中國式的力量。從這年開始連續3年，被賦予特殊意義的“中央一號文件”全部是關于農民的，從增收開始，然后是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未來中國被期待的圖景是“新農村”，行政強力對這一未來的主導，我們當然可以對未來中國抱有樂觀。
嚴肅地思考，我們面臨的不是“三農”問題，而是中國問題。■
（所需資料得到實習記者王麗娜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