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合作社

阿龍

我現在在搞服務社,主要是給養殖戶解決飼養管理,防疫,飼料的問題.暫時沒解決購銷問題.我是飼料業務員

養豬的人

現在是好多再搞，不過我認為都是假的，只求名從來不考慮養殖農戶的利益！

liuqiang3478

真正的合作社，是要全面的給社員考慮如何降低成本，提高養殖水平，那操作人員一定要有權威且不能有太多的私心！

養豬的人

我看大多是存在私心的！所以在做一項事之前要搞清楚出發點是什么！

天使的笑

怎么才能把一個協會辦的更好呢？

tears

妹妹你想辦嗎？<br>
沒有那么容易的<br>
我所見過的協會真正齊心合力的少之又少

小農民

呵呵，我想辦一個啊，就是沒有資金?。『呛牵瑘龅貑栴}不大?。?！

freshi

專訪翟城合作社發起人、“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

　　采訪溫鐵軍那天，他正在接受美國公共廣播公司的電視采訪，在人民大學那片綠色大草坪前，操流利英語的溫鐵軍與記者交談著，隨行翻譯便成了看客。人民大學是溫鐵軍的母校，1983年他畢業于新聞專業。待2004年應紀寶成校長之邀出任該校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一職時，他已是著名的“三農問題”專家。

     研究農村問題十多年，溫鐵軍奉行低調行事，但入選“2003年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則將他置于公共舞臺的熠熠光環下。有人說，溫鐵軍的入選，首先在于他十幾年“以腳做學問”，但也與兩件事不無關系：任《中國改革》雜志總編時創辦“農村版”；在河北定州翟城村創辦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盛名之下，溫鐵軍繼續著他求解“三農”問題的思考路徑：2004年5月，有134戶農民參加的翟城合作社成立，溫鐵軍是組織、發起人之一。

　　2005年5月，在翟城合作社成立一周年時，一個關于合作社的研討會在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召開?！胺稚⒌男∞r經濟必須組織起來，才能有出路，才能與市場對接”———如果說，溫鐵軍常掛嘴邊的這句話，一年前更多地內蘊著理性訴求，那么一年來的合作社實踐則使這種理性獲得了經驗支撐。于是，與溫鐵軍的談話，就忽而行走在理性層面，忽而滲入具體的事例，他因合作社這個新生的“老”事物而生發的喜怒哀樂，也就雜糅其中。

　　合作社概念本是常識但直到今天還要反復解釋

　　記者：就我所知，現在一些人特別是城市人，聽到農村又成立合作社時，第一反應是驚訝：“怎么，又搞合作社啦？”您聽過這樣的議論嗎？

　　溫鐵軍：很多次。人們有這樣的反應也屬正常，因為在一些人的潛意識中，將合作社與上世紀50年代中國農村的集體化等同起來，實際上那時的合作化運動主要是為了國家的工業化，而從農村提取積累。這同今天農民們所組織的合作社是不同的。

　　記者：最本質的差別有哪些？

　　溫鐵軍：第一，今天的合作社入社、退社自由；第二，保障已有的基本土地制度不變，就是說1980年前后農民承包“分田到戶”格局不變；第三，合作社負責人由社員民主選舉產生。

　　現在看，大家對合作社的概念被特定年代的一些做法所框定。實際上，世界范圍內的合作社組織是在19世紀30年代，隨工業化的產生、大資本的出現而形成的弱勢群體的聯合。這本是個常識，但直到今天還要反復解釋。

　　記者：您曾表達過一個觀點：“中國農村的改革開放，不是恢復了小農經濟就達到目的了?！睆牡猿堑那闆r看，再次將小農經濟組織起來有哪些必要性？

　　溫鐵軍：在農民對土地擁有自主權的前提下，成立合作社可以聯合購買生產資料，能減少成本。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央決定減免農業稅費后，一些地方職能部門相對弱化，農村的這個公共空間由誰來填補？家族勢力、黑惡勢力、宗教勢力，都可能迅速擴張。如不用良性的農民組織填補，將后患無窮。

　　翟城合作社運作一年成敗得失總結成三句“八字經”

　　記者：我們知道，翟城合作社成立時，您入了1萬元“死股”，相當于啟動資金。聽說有外地農民寫信請求您幫助脫貧，您都“照方抓藥”：入死股、支持成立合作社?，F在一共資助了幾個合作社？

　　溫鐵軍：9個，分布在河南、四川、山東等地。100戶以上的合作社，我資助1萬元；幾十戶的，資助5000元，總數6萬元。其中有寫信求助的，也有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培訓的學員，回家鄉與父老鄉親商量后，決定成立合作社。

　　一般先由他們提出計劃，我們鄉村建設學院有個班子幫助參謀其合理性。此外，有全國上百所高校參加的大學生支農調查，到這些村里配合宣傳、發動工作。我們也派出有合作社經驗的農民、工作人員去協助，總之不是完全自發的。成立合作社完全靠自發，難度太大。

　　記者：翟城合作社成立一年了，有沒有對辦社過程進行經驗的梳理？

　　溫鐵軍：最近我們召開了合作社交流研討會，河南、四川、山東的合作社都來了代表，共70人參加。就談問題，什么事沒辦好，找失敗的案例，拿出來分析。最后總結出三句“八字經”：聯合購銷，風險最?。毁Y金互助，制度重要；文化建設，收效最高。

　　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不知如何與政府打交道

　　記者：問題是什么？

　　溫鐵軍：最大的困難是不知如何與各級政府打交道，如何協調好雙方關系；其次，合作社一二百戶聯合購銷生產、生活資料，觸及一些私商利益，有的商人利用資本優勢打價格戰；第三是合作社自身賬目開支、管理制度的問題。

　　記者：據我了解，他們面臨的似乎是另一種問題，如翟城合作社理事長李志杰講，缺少主打產品，缺乏能闖市場的人才。

　　溫鐵軍：上項目不是簡單的事，村里曾為找項目差點被騙。所以合作社的運作一般都從聯合購銷開始，既能直接見效，風險又小。

　　記者：但社員們對合作社抱有更大的期望，當年晏陽初有那么高的聲望，除了教農民讀書識字外，還積極推廣高產棉花、小麥種植等，給農民帶來了摸得著的收益。

　　溫鐵軍：今天情況已不同，國家對農業的大量投入、對農業科技的支持，都在體制內進行，沒在合作社這一塊。另外，社員入股每戶100元，作用非常有限，不可能產生一夜致富的效果。我們不主張合作社做得很大，也不希望迅速見效。沒有主打產品，缺乏闖市場的人才，這正好與中國380萬個自然村的基本狀況相吻合。翟城合作社剛一年，這是它的發育期，我們要以冷靜的態度進行制度建設。否則下一步進行資金互助，制度不完善就會出問題。

　　一次內部的大矛盾后民主制度建設有了不錯的開端

　　記者：合作社內部真的能實行社員民主監督制嗎？

　　溫鐵軍：實際上，合作社內部產生過一次大的矛盾。當時派幾位理事到保定買農藥，但他們在集體購買中順便捎回了自家那份，省下了批發價和合作社價中的差價。這件事引起社員不滿，認為是“以權謀私”。這種情況下，全體社員展開了一場大討論：這算不算以權謀私？

　　記者：這樣看，社員們的確是“較真章兒”了，這在今天很難得。

　　溫鐵軍：后來幾位理事提高了認識：作為合作社的干部應奉獻不應搞特殊化，并接受了罰款，一場事端平息了。發生問題，由社員們開會討論解決，民主制度建設有了個不錯的開端。

　　在研討會上，大家還提出“合作社文化”這個概念，強調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就是要增強社員們的幸福感、集體感。大家雖然不太富裕，但可以有花錢買不來的高興。以文興農，積極開展文娛活動，創造一個和諧的生產、生活環境。

　　合作社立法的難點在于牽扯到一些部門的利益

　　記者：最近有報道稱，浙江的農民合作社領取了工商執照，獲得法人資格。當合作社重新進入公眾視野后，很多人關心其法律地位問題。

　　溫鐵軍：由于一些專家的呼吁，合作社立法被納入本屆人大的立法規劃，現已出了幾稿，請專家們討論，有望在2006年出臺。

　　記者：您認為合作社立法應解決哪些基本問題？

　　溫鐵軍：據我了解，亞洲的日本、韓國等政府都大力支持合作社發展。具體體現在：第一合作社經營免稅；第二合作社可經營餐飲、超市乃至金融保險業；第三政府財政支農資金來自全民稅收，作為公共品開支不能投給個人，只能投給合作社。總之，全社會都支持合作社的發展，而這些都有相應的法規保障。

　　記者：從目前情況看，合作社立法的難點在什么地方？

　　溫鐵軍：由于歷史原因，合作社體系有些“扯皮”，相關部門面對立法都牽涉到一些利益。直白點說，就是免稅和財政資助的優惠誰拿走？在我看來，合作社立法要能真正起到緩解資本與農民的對立關系的作用，農民這個弱勢群體的代表應參與立法，弱勢小農的利益應得到保護。

　　記者：好像美國記者采訪您時，對您的直率有些意外？

　　溫鐵軍：是的，他問我：你不擔心自己的做法引起麻煩嗎？我回答：當你這樣做時，第一你必須保證自己沒有腐敗，第二你要堅信社會正義。

　　關于合作社的調研曾經向溫家寶總理匯報

　　記者：作為“三農問題”專家，您參加過與國家領導人的座談。在那種情況下，您是否也能直言不諱？

　　溫鐵軍：我可以這樣講：在領導面前，一次都沒說過違心話。因為，從過去到現在，領導從來都要求大家反映農村的實際情況。

　　記者：以您的感覺，領導人對農村問題持怎樣的態度？

　　溫鐵軍：他們都很謙虛、平和，也比較穩健，想更多地了解情況，更多地發現問題。前些年領導過問“三農”問題時，對很多細節都要問清楚。

　　記者：就是說，沒有因為反映了農村問題的嚴重性而不高興？

　　溫鐵軍：我所見過的任何一位領導人，都沒有因“報憂”而不高興。他們對專家非常客氣，可以說“禮賢下士”。

　　記者：好像您還就鄉村建設、合作社和大學生支農活動向溫家寶總理作過匯報？

　　溫鐵軍：溫總理一再提醒我要認真搞好調查研究。所以，我就在匯報農村問題和對策的時候談起從基層實驗得到的一孔之見，認為應該通過開展鄉村建設、成立合作社和大學生下鄉支農，自下而上地化解農村矛盾。

　　我一貫遵循“例不十，不足法”的古訓，也就是說要有一批不同地區合作社試點經驗的支撐，才能夠說清楚什么是影響中國農村發展的“真問題”。

　　編后

　　2005年6月，“大包干”紀念館在安徽小崗村剪彩，與此同時，河北定州的翟城村合作社也迎來了它的一周年紀念。

　　“大包干”曾為農村經濟帶來了相當長一個階段的勃興，對引領中國農民跨越“溫飽線”作出了歷史性功績。20多年過去后，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分散而封閉的小農經濟表現出明顯不適，三農問題不斷暴露出來，并成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與社會穩定的一個結點。如何解開這個慢慢絞緊的“中國結”，成為自上而下都在思考的課題。

　　由社會學家溫鐵軍在河北定州推行的合作社，承續了晏陽初先生于上世紀30年代開展的“定縣實驗”傳統，是帶著制度和文化下鄉，翟城合作社也表現出“弱者的聯合”的特色；而在浙江溫嶺出現的箬橫西瓜合作社，則是農村生產要素的自發重組，是為了應對市場經濟風浪而不斷壯大的“農業航母”。

　　兩種不同“體型”的農村合作社，對應了中國農村的復雜現實：在經濟欠發達地區，農民迫切需要的是資金、技術和勞動力凝集；在東南沿海，農民則呼喚一種有力的經濟結構和一條連接市場的綠色通道。

　　由此不難看出，新興農村合作社不再是上世紀50年代的簡單翻版，也不是無視具體現實的模式化組織方式，而是針對農村現狀、呼應農民需求、對應農業生產規模的新事物。當然，我們也不難看到，農村合作社存在不少發展中的弱點與問題，三農問題不可能通過一種方案得到全盤解決。但是，合作社作為一種積極的求解嘗試，已在許多地區初步體現出制度活力，它的落地、生根與繁茂，需要政府、社會與公眾的共同努力，而醞釀中的關于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法規則讓我們看到了對合作社的充分肯定與支持。

fre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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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shi

希望對有心人有所幫助。